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八某公司赔偿顺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顺某公司和八某公司均提起上诉。顺某公司上诉主张改判八某公司等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涉案6件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和设计方案均系雄某公司为博某公司所作的设计。八某公司明知其中4件专利应被宣告无效的事实，明知博某公司和顺某公司有权使用另2件专利对应的设计方案，却在博某公司选择顺某公司作为代工生产商之后，针对顺某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意在利用司法程序打击竞争对手，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属于滥用权利的行为。博某公司曾向顺某公司发送采购订单，此时八某公司已对顺某公司提起诉讼，顺某公司拒绝博某公司的订单，与八某公司的起诉行为明显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订单记载的价格和产品数量较为明确，可以据此计算顺某公司遭受的预期利益损失。加上顺某公司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在有关诉讼中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等，上述损失已经超出了顺某公司二审主张的100万元，故对其赔偿请求金额予以支持。最终，二审判决改判八某公司等赔偿顺某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损失，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是“损”，二是“失”。对于恶意诉讼的被起诉人，既要看到其受损的一面，比如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又要看到其失去的一面，比如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因规避法律风险而主动放弃的商业机会等。通俗而言，就是既要看到其“本来不该有却有了的支出”，又要看到其“本来该得却没得到的收入”。

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的付出成本之低与被起诉人的损失程度之高“严重失衡”，这一点令被起诉人“深恶痛绝”却又“深感无力”。由于恶意诉讼者的动机可能是阻挠他人发展，因此，即便法院判其败诉、令其赔偿一定数额，只要这个数额不足以覆盖被起诉人的损失，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恶意诉讼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得逞了。

而该案最大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给恶意诉讼的赔偿责任“划范围”，即“全面赔偿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其理论基础，即“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这一原则的适用有其具体标准，即“审查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恶意诉讼发生后，被起诉人因担心侵权行为扩大，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行为主动放弃商业机会，拒绝客户的合同或订单，由此遭受的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起诉人有权要求起诉人赔偿。”

尽最大努力实现起诉人赔偿范围与被起诉人损失范围的“重合”，不能让恶意起诉人“输了案子，赢了里子”，更不能让被起诉人“胜了官司，败了公司”。在治理恶意诉讼的司法历程中，该案具有典型意义。